恩師拜記—南開教授周秀中先生

我的導師周秀中教授近照

我的南開導師周秀中教授今年98歲了，現(xiàn)在精神矍鑠，頭腦清晰，思維敏捷。自我畢業(yè)離開南開大學28年來，每次給他打電話，不用自報家門，他就能準確地辨出我的聲音。2019年7月底，我去天津拜望恩師。去前我給先生打電話，他一聽聲音就知道是我。得知我要來南開，他頗為高興，表示歡迎。不過，很快就勸我，“你現(xiàn)在忙，天熱，不要專程過來，不敢當。我現(xiàn)在都好！”我哄他說，我還回學校辦點事，順道過來的。

   幾年前，先生夫人久病后謝世，先生頗為傷感，一度身體欠佳，常往返醫(yī)院間，尋醫(yī)問診諸多不便，還得是自己電話120，叫來救護車接去醫(yī)院。堅強的先生沒有氣餒，身體狀態(tài)也漸漸恢復。隨后，先生和女兒離開校園，先在市區(qū)養(yǎng)老院調養(yǎng)，后來搬進離學校不遠的一處公寓樓里頤養(yǎng)天年。我上午九點五十左右趕到先生家門口，先生親自開門讓我進屋。以前每次去看望先生，要么和夫人與孩子一起，要么由我上學時的二導師徐善生教授和高我一級的師兄王佰全教授陪著。先生隨和且健談，我們在一起只覺親近不會拘束，放開聊天頗熱鬧。這次雖只我一人，但先生談興高，我們天南海北地聊起來。當然，這回談得最多的，還是先生到南開后60多年來的學問人生，因為這是一座遠未被后學晚輩們開發(fā)出來的寶藏。

周先生與師母1950年代結婚照

一

先生1924年4月出生于湖南常德。祖父是當?shù)仡H有名望的讀書人，父親是小學老師，先生在家里最小，排行老六。先生一歲時，母親就過世了，家境自此每況愈下?？箲?zhàn)期間，先生考上當?shù)孛３５轮袑W，高中畢業(yè)后因戰(zhàn)火紛飛，家境窘困而無法走出常德報考大學。由于上學成績優(yōu)異，老師就邀請他來母校教初中數(shù)學和英文?？箲?zhàn)結束后，已教過三四年書的他，于1947年秋考上湖南大學化學系。當時湖南大學也是南方名校，實力頗強，校長是中共一大代表、革命資歷比毛澤東還深的李達先生，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大學者楊樹達教授時任湖大文學院院長。

    1951年先生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而保送至北京大學化學系念研究生攻讀碩士學位，師從著名有機化學家邢其毅先生（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邢先生1911年出生，其父邢端是前清進士出身，被光緒帝親擢為翰林院編修，1949年后出任北京文史館館員。邢先生1933年輔仁大學畢業(yè)后赴美伊利諾伊大學研究院跟隨著名有機化學家、化學系系主任R.亞當斯（Adams）從事聯(lián)苯立體化學研究，1936年夏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經導師推薦，邢先生前往德國慕尼黑大學，師從1927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H.魏蘭德進行蟾蜍毒素研究。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立即放棄在德國優(yōu)越的研究和生活條件，毅然回國從事醫(yī)藥研發(fā)，為抗戰(zhàn)服務。作為中國有機化學奠基人，邢先生1950年代編著的《有機化學》，是中國大學第一本有機化學教材。而1980年編著的《基礎有機化學》更是大學化學的標準教材，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人。

邢先生有一項更為人知的工作，他是結晶牛胰島素合成的重要參與者、北大課題組的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是當年政治上根正苗紅的大學生，邢先生是“白?！钡湫?，只能負責技術），這是一項諾貝爾獎級的工作。先生是邢先生的第一個研究生，邢先生對品學兼優(yōu)的先生頗為欣賞，兩人關系密切，幾十年來風雨無阻。1999年邢先生88歲生日時，先生來北京賀壽，由我陪同前往，見證了他們之間亦師亦友之誼。

   1950年代大學生絕對是人中龍鳳，研究生更是天之驕子。那時，研究生不像本科生有較多功課要念，也不像教師有許多教學工作，一般不受管束，跟隨導師自由開展研究。邢先生的博學、睿智和友善，讓對學術如饑似渴的先生可以無拘無束、心無旁騖地在北大求學。在談到北大的這段學習生涯，先生現(xiàn)在回味起來，對自由二字仍是念念不忘，求學的滿足感溢于言表。

   1951年整個北大的研究生沒幾人，所以同屆基本都認識?！皟蓮椧恍恰惫卓茖W家周光召從清華畢業(yè)來北大的物理系學習，也住在隔壁宿舍，因是湖南鄉(xiāng)友，往來較多。周光召和朱镕基、龔育之三位湖南籍學子同是1951年走出清華，周、朱二位名氣大，眾人皆知。先生特意跟我介紹龔育之，說龔在清華也是學化學的。他人聰明，文史功底好，善寫文章，沒有畢業(yè)就選調去中宣部科學處工作，再也沒有回到化學上，最后當了中宣部副部長、中央黨校副校長。我對龔有較多了解，而他的兒子龔克教授是南開大學上一任校長。幾年前我參加在清華召開的西南聯(lián)大建校75周年紀念大會時，與龔校長偶遇，此后一直有聯(lián)系。我覺得好奇，為什么那個年代湖南學人那么厲害，成才率那樣高？先生認真地解釋，當年湖南的中小學教育非常好，師資都是名校高材生，教學質量高，學生基礎扎實。像他這樣高中畢業(yè)就回母校教初中的情況，實屬罕見，那是因為母校老師知道他學習拔尖，在特殊的戰(zhàn)爭年代所做的特別安排?？箲?zhàn)結束后，先生就考到離家最近的湖南大學念書了。

    1953年夏，先生研究生畢業(yè)后，響應國家分配，來到南開大學化學系，自此先生與南開結緣就再未分離過。

二

1950年代，經過數(shù)十年戰(zhàn)火涂炭和政權嬗變后，中國百廢待興，百業(yè)待舉，人們建設新國家的熱情此起彼伏，高等教育也是如此。1952年學習前蘇聯(lián)高等教育體制，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大學格局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清華尤為突出，曾經文、理、工、法、農齊全，調整后只剩下工科一脈，而且航空學科也被拿去組建北航，清華完全變成一個培養(yǎng)工程師的工科大學。原本規(guī)模不大的南開，在這次調整中影響不算太大。雖然一些工科系被調出，但文史得到加強，北大歷史領軍人物鄭天挺先生和清華歷史學泰斗雷海宗教授加盟南開，南開歷史學科由此而傲視國內群雄。

   南開化學1921年由物理化學家邱宗岳教授創(chuàng)建，是國內除北京大學外，最早建立的化學系。兩年后張伯苓校長誠邀剛從美國康奈爾大學畢業(yè)的楊石先先生（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即中國科學院院士，下文同）前來任教，1928年楊兼任理學院院長，自此南開化學獨領風騷，長盛不衰，成為中國大學化學教育的核心重鎮(zhèn)。1950年，楊石先先生掌舵南開大學校政，兼任南開化學系主任，他邀請了已在美國名校獲得博士學位的有機化學家高振衡（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陳天池、王積濤先生，物理化學家陳榮悌（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高分子化學家何炳林（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農藥化學家陳茹玉（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夫婦回南開，再加上物理化學家邱宗岳、朱劍寒等老先生，南開化學群星閃耀，人才濟濟，實力強勁，國內其他大學罕有其匹。作為中國化學泰斗，楊老先生因其學術精湛，人品高貴，處事公正，深孚眾望，在化學及科學界享有崇高聲望。他曾長期擔任中國化學會理事長，為中國的化學事業(yè)發(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南開化學在楊先生和海歸教授們的共同努力下，與新生的共和國一樣，蒸蒸日上，前景燦爛。

先生初到南開任助教，因為待人誠懇，處事得體，師出名門，學業(yè)扎實，而深得教授們信任。更因年輕，化學系就把許多工作放在先生的肩上。1954年先生開始籌建化學系有機合成實驗室，第二年先生即開設有機合成實驗課。課程內容涉及多步合成某一有意義的目標產物，既聯(lián)系有機化學主要反應的理論驗證，又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實驗操作技能，對學生的綜合化學技能是一個較全面的訓練和考察。這門實驗課程自1955年開設后，一直沿用至1990年代，成為南開化學的經典課程。

    1955年秋，先生為生物系本科生講授有機化學。生物系修習有機化學的課程學時較少，也有指定教材，但講課內容必須簡明扼要，重點突出，還得融匯生化、生理等有關學科的內容，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先生連續(xù)講了三年有機化學，教學效果甚佳，頗得學生喜歡。

    1959年秋，先生任化學系有機化學主講教師。有機化學是化學系主要基礎理論課之一，學時甚多，內容豐富，且有機化學專業(yè)師資陣容強，名教授多，盡管他們并不親臨教學一線。肩負主講教師之職，先生深感責任重大。根據(jù)前幾年教學經驗，先生深知作為主講教師，對課程內容必須透徹理解并熟練掌握，在講臺上盡量不看講稿；其次是概念交待清楚，重點突出且生動，內容既要聯(lián)系生產和生活實際，也要適當反映學科的重大發(fā)展和成就。在經年累月的教學中，先生一直這樣要求自己，教學效果非常顯著。1990年秋我第一次聽先生講高等有機化學課，就被他生動有趣、內容淵博的講課吸引住了。每次課兩小時，他雖只帶兩三張手機大小的小卡片，但卻能邊講邊將相關理論知識點寫出滿滿的幾大黑板。他既能將一個相對抽象的反應機理講得清楚透徹，也能將這一理論的來龍去脈闡述明了，讓我們不僅學懂了反應機理，更使人明白當時化學家是如何發(fā)現(xiàn)和研究這一機理的。這樣既提高我們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深度，而且更重要的是，潛移默化中教會我們做化學學問的方法。

    先生每次講完課后，都讓人頗有余音繞梁之感。先生每堂課非常準時，從無遲到也不拖堂。記得有次上課，我遲到了5分鐘。等我在教室后排坐定后，先生停下講課，非常嚴肅地批評我（當時先生并不認識我），“不守時，既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他人，是不道德的行為，我在南開工作了幾十年從不遲到早退。”一向和藹而博學的先生，說出這樣的重話，當時我真是赧然、無地自容。自此以后，無論是先生的課，還是其他老師的課，我再也沒有遲到過。工作以后，我更是謹記先生教誨，盡可能做到守時，力使自己做個有道德修養(yǎng)的人。

   1960年先生還為天津市首屆廣播函授大學生主講有機化學，每周要到電臺錄音室現(xiàn)場錄兩次節(jié)目，并為他們編寫深受歡迎的有機化學學習指導書，這樣先生的教學任務就更重了。

   1960年代初，南開化學系本科生擴招，最多時一個年級達400人，分為兩個大班授課。剛開始由先生和另一位老師講授有機化學。不久，另一位老師因身體欠佳而無法授課，這樣化學系本科生的有機化學課就全都落在先生一人身上，工作量之大超乎想象，每周授課多達10個課時。除了授課外，先生還有課外輔導、批改作業(yè)、指導實驗等工作，這些工作需要相應數(shù)量的教師參與，再加還有多位校外的進修老師，于是組成了一個較為龐大的課程組，這一課程組也由先生負責。我曾問先生怎么扛得住這么重的工作？為什么其他先生不能參與？先生說，那時年輕，多做點事無所謂。那些國外回來的教授主要興趣在科研上，因此教學任務還得他來扛。

    十年浩劫期間，先生和南開大多數(shù)學者一樣吃過不少苦頭。因為先生為人平和，與世無爭，再加上年輕，所以受到的沖擊相對“溫和”些。不過，有些事現(xiàn)今想來，先生還不免不寒而栗。比如，先生一直強調，化學系本科生有機化學課除了課堂講授學習外，與理論知識相關聯(lián)的實驗課也非常重要，實驗操作技術訓練一定要嚴格要求。實驗課每周有7學時，課程長達一年。由于要求高，每年都有十多名學生實驗課成績不及格。實驗課是必修課，化學系歷來重視，如果這門課不及格，學生就必須留級。為了幫助這些平時實驗技術欠佳的學生達標而不留級，先生和教研組的老師們商量后決定，利用暑假時間，給這些學生一個補做兩到三周實驗的機會。這一方法比較奏效，未及格的學生全部達到及格要求，因而不影響學生的升級與畢業(yè)。先生回憶道，如果因他負責的課程而造成大量學生留級和勸退，甚至勒令退學，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一定會因為“迫害工農子弟學生而遭受嚴酷的批判和斗爭”。

   十年浩劫期間，南開化學系從1969屆和1970屆畢業(yè)生中挑選大批人員留校工作，以期改變教師隊伍的階級成分和思想狀態(tài)。可是這些人只念過大學一二年級的課程，將來如何勝任教學工作？為此，1972年化學系領導決定抽調部分教師，為他們系統(tǒng)講授主要的基礎理論課和實驗課。首先為他們補習有機化學，系領導要求先生能走上講臺。時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先生雖愿意服從領導安排，但又擔心“以教學沖擊文革”的政治風險而忐忑不安。經系領導一再表示，如果由此而引起的政治責任，由系黨總支承擔。作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第一位走向講臺的教師，先生仍然顧慮重重，就向系領導提出一個要求，請支部書記在第一堂課前先做個開場白，說清補課的目的和意圖。結果證明，化學系的這一舉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響。緊接著系里又為分配到校外工作的這兩屆畢業(yè)生（包括非本校畢業(yè)生）舉辦了一個“回爐班”，讓他們回校系統(tǒng)補習，這為他們日后出色勝任教學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當然，對于一心沉浸學問里的學者而言，最大的困擾莫過于不能正常安排教學和科研，白白浪費了十多年本應成果頻出的、異常珍貴的時間，每每念及此，先生仍然唏噓不已。

   先生長年超負荷地耕耘在基礎教學一線上，也取得豐碩的成果。

一是桃李滿天下。自1950-1990年代，凡在化學系學習過的校友都聽過先生講的課，沒有人不夸獎先生講得棒。我到北京參加工作后，曾遇到好多位1960年代在南開化學系求學過的學長，一談到先生，無不贊嘆先生學問和講課水平，因此對我也另眼相看，使我頗覺“與有榮焉”。

二是制定有機化學教學標準。1961年先生受高等教育部委托，修訂綜合大學《有機化學教學大綱》及其使用說明書，供全國各大院校有關教學人員參考。1978年以后，先生長期為化學系高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高等有機化學課程，我曾因旁聽先生高等有機化學課，覺得有機化學居然如此有趣，而跨專業(yè)報考，幸運地忝列門墻，得到先生三年親炙之緣，受益終生。

    1981年，先生公費前往美國麻省大學和西北大學做訪問學者，學習美國先進的教學方法和科研經驗。1982年回國后，先生仍為高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高等有機化學課，內容除了對基礎有機化學的主要內容進行分析、概括和提高外，特別增加了近十年來有機化學迅速發(fā)展的重大進展和發(fā)展前沿，如軟硬酸堿、超酸等新概念，周環(huán)反應、立體化學中構型的新標記法及不對稱合成的新進展等，不僅大大地豐富了課程內容，而且先生的授課藝術也臻于完美，常使聽講學生忘了下課。

1993年夏畢業(yè)季，先生和課題組老師與研究生們在南開化學樓前留影

三

先生書教得好有口皆碑，然而在繁重的教學之余，先生一直堅持開展科研工作。南開化學早在1930年代在邱宗岳、楊石先、朱劍寒等教授的引領，即已形成特色，有機化學學科優(yōu)勢顯著。1950年代初楊石先先生力邀多位專長有機化學的教授加盟后，南開成為國內有機化學教學與學術實力最強的基地。1956年由周恩來總理領導制訂我國12年科學技術發(fā)展遠景規(guī)劃，作為中國化學會理事長，楊石先先生擔任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綜合組組長，并在大會上做了《化學科學與國民經濟的關系》的報告，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國化學發(fā)展方向——發(fā)展化學工業(yè)，服務經濟建設。在楊石先和其他諸先生的運籌下，南開化學研究擬重點優(yōu)先發(fā)展有機化學，尤其是元素有機化學，并列出四大方向——有機磷、有機硅、有機氟、有機硼，應用研究綜合當時國家農業(yè)發(fā)展的基礎地位，決定向農藥領域進軍，專長有機化學的教授們暫時放棄擅長藥物研究而轉向農藥化學，自此揭開了中國農藥研究新的篇章。

   1962年南開大學成立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這是當時中國高校第一個化學研究所，從制度上進一步鞏固了南開化學在農藥研究的領先地位。時任南開大學校長的楊石先先生擔任所長，陳天池教授擔任常務副所長，主持日常工作。當時國內農藥需求大，農藥生產發(fā)展快，南開農藥研制成果豐碩，每項成果均填補國內了空白，為中國農業(yè)生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南開有機磷化學因此而蓬勃發(fā)展，至今仍然引人注目，像一棵常青樹一樣屹立在中國科學大地上。

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成立之初，就設立了有機磷、有機硅、有機氟、有機硼四個研究室。所領導陳天池教授任命當時職稱僅為講師的先生為有機硅研究室主任，而另外三大研究室主任則均為1950年代回國的那些擁有留美博士學位的教授們。先生1955年升任講師后，因特殊年代混亂的制度環(huán)境，職稱和工資就基本沒變動過，直到1978年先生才和許多優(yōu)秀學者晉升為副教授（這中間已經23年沒有職稱評審和晉升。這使我想起了著名數(shù)學家楊樂先生，他1980年當選為中科院數(shù)理學部委員時，職稱也僅是一年前剛被破格晉升的副研究員），1983年晉升教授，1986年經國務院批準授予博士生導師資格。一向謙遜的先生，向陳天池教授堅辭主任一職，理由是自感學識淺薄，難當重任，希望由其他教授擔任，自己愿意承擔一些具體業(yè)務工作。陳教授鼓勵他說，領導信任你，既承擔具體工作，就應名副其實。不過，先生受到信任和重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因為早在1959年，先生即已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第一位研究生是后任廈門大學化學系教授的洪滿水先生，現(xiàn)已退休。1992年先生因科研經費有些緊張，還曾想把我送到廈大洪教授那里做研究，只是我不愿去，先生只好隨我意愿。以講師的資歷帶研究生，這在1960年代全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極為罕見的。一方面，可見當時南開化學系的學術領導人是何等開明而有魄力，另一方面，恰恰說明先生學養(yǎng)精深，深得眾望。

    有機硅研究室由先生和5位中青年的專職科研人員組成，大家心氣頗高，是一個團結向上的科研團隊。一方面積極開展基礎理論研究，如探討硅氫化反應的機理及規(guī)律性、烯基硅烷的加成及聚合反應。同時，也進行一些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應用性研究。1964年，當先生了解到中國有機硅工業(yè)生產一苯基三氯硅烷時所副產的二苯基二氯硅烷大量積壓在庫而無法處理時，這個科研團隊根據(jù)有關理論，提出一個簡便方法。經過反復實驗，探索出最佳反應條件，可將積壓品定量地轉化為急需的一苯基三氯硅烷，并隨即協(xié)助廠方順利通過中試和投產。在研究室最初三年，經團隊成員的艱苦努力，基礎理論和應用研究都取得了令人滿意的階段性成果，首次實現(xiàn)了乙炔硅氫化反應，較系統(tǒng)地合成了含有Si-A-Si（A=O、S、NR-）鏈節(jié)的多種環(huán)狀化合物，十年后國外才有學者出現(xiàn)類似工作的報道。先生還從實驗和理論上說明了（-R2SiCH2CH2SiR2-）NR‘中Si-N-Si鏈節(jié)具有額外穩(wěn)定性的原因，這一特點已被發(fā)展成為有機合成中保護氨基的方法之一。這些成果得到了相關領導和學術同仁們的認可與好評。研究所的四大方向，除了陳茹玉教授領導的有機磷研究在中國農藥工業(yè)發(fā)展取得重大突破外，就屬先生領導的有機硅研究收獲頗豐。遺憾的是，1965年秋，研究室成員隨南開全校師生下鄉(xiāng)參加“四清”，緊接著又是文化大革命，先生的科研和教學工作被迫中止。

1993年春季，先生與研究生們在南開園新開湖畔留影

四

功不唐捐。十年浩劫后，先生的科研工作自然而然地調整到有機硅和過渡金屬有機化學上，一方面一度中斷十幾年的有機硅研究被重新開拓，另一方面也使科研工作有了更廣闊的發(fā)展空間。元素所有機硅研究室的其他幾位同仁也很快在各自崗位上，做出比較出色的科研成績。1978年國家恢復研究生招生工作后，先生就帶領研究生開始系統(tǒng)研究硅（鍺）橋連二環(huán)戊二烯基雙核過渡金屬羰基化合物和碳、硅、鍺橋連二環(huán)戊二烯基單核過渡金屬化合物。經過將近20年的不懈努力，先生領導的研究小組發(fā)現(xiàn)了一類新穎的熱重排反應，即四甲基二硅橋聯(lián)雙環(huán)戊二烯四羰基二鐵化合物在加熱時，硅硅鍵和鐵鐵鍵可相繼發(fā)生斷裂，分子骨架發(fā)生重排，生成含有兩個硅鐵鍵的環(huán)狀化合物。經過長年大量研究發(fā)現(xiàn)，該重排反應是立體專一性反應，即反式的底物重排生成順式產物，而順式底物重排生成反式產物。通過交叉反應證明重排反應發(fā)生在分子內，而非分子間。隨后，通過一系列實驗研究，系統(tǒng)地總結出了合理的反應機理，并發(fā)現(xiàn)這一反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用鍺-鍺橋代替硅-硅橋或者羰基釕代替羰基鐵。這是金屬有機化學一類全新的反應，對于深入理解硅硅鍵和鍺鍺鍵的活化斷裂，進而開發(fā)其在合成化學中的應用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有機化學中許多反應多由發(fā)現(xiàn)者的人名命名，比如傅-克（Friedel-Crafts）反應、傅瑞斯（Fries）重排、維狄希（Witting）反應等等，都是以發(fā)現(xiàn)化學反應的化學家名字命名的。中國化學起步晚，基本沒有趕上有機化學“大發(fā)現(xiàn)”時代（18-19世紀），唯一有中國學者名字的有機化學反應，是有機化學家黃鳴龍先生（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46年改進了一個反應，稱為黃鳴龍改進法。像先生及其團隊發(fā)現(xiàn)一類新型化學反應，應該是中國有機化學研究史上史無前例的。先生領導的研究小組，發(fā)現(xiàn)這一反應，意義重大。我求學期間有幸參與這一反應研究的部分工作，而備覺榮幸。這一系列成果曾在中國化學會全國金屬有機化學學術討論會，國際鍺、錫、鉛化學會議，國際有機硅化學會議上作大會報告或分組邀請報告，反響熱烈。相關成果在金屬有機化學的國際期刊Organometallics上系列發(fā)表。1998年該成果獲得教育部科技進步二等獎。

    先生的學術視野不僅在基礎理論層面，也涉及重大工業(yè)應用領域。1980年代，德國漢堡大學學者W.Kaminsky發(fā)現(xiàn)三甲基鋁部分水解得到的甲基鋁氧烷（MAO）可作為高效的烯烴聚合助催化劑。在MAO的助催化下第四族過渡金屬茂金屬化合物可高效地催化烯烴聚合。這就是在1990年代已實現(xiàn)工業(yè)化，目前占領聚烯烴催化劑市場30%的茂金屬烯烴聚合催化劑。先生較早進入這一研究領域，從1986年起指導研究生合成了一系列新的第四族過渡金屬的橋聯(lián)茂金屬化合物，與中科院長春應化所和中科院化學所等單位合作研究其對烯烴聚合的催化性能，開發(fā)出的硅氧硅橋聯(lián)茚基鋯乙烯聚合催化劑對乙烯聚合具有非常高的催化性能，且產生相對分子量高的聚乙烯。合成出新一代均相烯烴聚合高效催化劑，因此先生領導課題組承擔了國家科委九五攻關項目——新型烯烴聚合高效催化劑的研究開發(fā)，共設計合成、篩選茂金屬催化劑一百多個，獲得中國發(fā)明專利6項，并使復合型乙烯聚合茂金屬催化劑通過生產中試。在此研究基礎上，先生開發(fā)出第一例高熱穩(wěn)定性和高活性的環(huán)碳橋聯(lián)茂鈦乙烯聚合催化劑。這項工作2005年發(fā)表在國際期刊Chem.Eur.J.上，被審稿人評價為具有國際一流水平。

1993年夏畢業(yè)季，先生與新型重排反應課題組研究生在南開老圖書館前留影

五

因為主持國家九五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先生2000年76歲時才正式退休。退休的前幾年，他仍然每天都到實驗室，查閱資料，指導研究生。

先生自1953年來南開，整整耕耘了半個多世紀。其中，作為有機化學的主講教師，先生在講臺上站了四十年，呵護著南開化學1950、1960、1970、1980、1990年代一屆又一屆學生的成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孔圣人弟子三千，先生親炙學生上萬。先后近40名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得列門墻，成為先生入室弟子，先生累計在國內外一流學術期刊上發(fā)表科研論文170多篇。

   先生學問功底深，學術涵養(yǎng)厚，在他幾十年來所做的工作中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出來。而更令我敬佩和景仰的是，先生一輩子淡泊名利、專心治學的修養(yǎng)。

   1991年中國科學院啟動曾經中斷了11年的學部委員遴選工作。南開化學系將先生作為第一位候選人推選，先生一因所做研究工作尚未完善，覺得分量不夠，二因系里另一位資深教授因超齡不得推薦，自覺資格尚淺而不申報，從而失去院士評選的機會。事實上，如果當年申報，以先生的工作成就、學品人品和學術人脈，當選院士的機會應該比較大。在當前制度環(huán)境下，有院士頭銜的學者，享受行政副省部級待遇，一般學者遠非能及，不可能出現(xiàn)90多歲還要自己打車往返醫(yī)院的尬事。我每談及此事，先生總是平靜地說，“我水平不夠，成績有限，不夠格的。”

   1990年代學術界刮起一股“大躍進風”，拼命生產學術論文，因為論文數(shù)量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學者的職稱升遷和待遇高低。先生一如既往，沒有擴招研究生，擴大科研團隊，每年基本只招一名博士生，兩名碩士生。對于濫發(fā)質量不高的學術文章，先生嚴肅地批評，“做學問不是僅為了多發(fā)文章，而是要研究清楚所研究的問題?！毕壬恢眻猿忠衙總€課題系統(tǒng)地研究明白，才寫成一篇完整的論文發(fā)表。覺得剛做出點結果，就寫篇論文發(fā)表，沒有什么意思。正如前文所介紹的那個新發(fā)現(xiàn)的重排反應，先生帶領課題組團隊，前后十幾年才將整個反應機理徹底研究明白，最后才寫出了數(shù)篇含金量頗高的論文，發(fā)表在權威的國際期刊上。作為碩士研究生，我沾了先生學問之光，1990年代有機會在國內外一流學術雜志上發(fā)表數(shù)篇論文。

   1990年代中國經濟雖然開始騰飛，但還沒有浸潤到學術教育界。那個時期是學術教育界異常艱苦的階段，國家教育經費和科研經費投入非常少，高校外面的誘惑又很多。許多大學教授都想方設法地去拉橫向課題，做應用開發(fā)以克時艱。先生時已近七旬，不為所動，仍然堅守在學術研究的純粹中，正如亞圣孟子所言，貧賤不能移。先生每天上午八點左右就到實驗室指導，或者在資料室查閱文獻，了解最新研究動態(tài)。當時先生的研究經費僅靠兩個來源，一是教育部博士點基金（當時博士生導師需要國務院學位辦批準，不像后來僅需學校各自聘任），二是國家自然科學資金。先生很舍得在實驗室投入，我們實驗室當時是化學系有機化學專業(yè)最“富有”的，實驗儀器完備，藥品供應充足，令其他教授的研究生頗多羨慕，有的常來我們實驗室借儀器。而且更為難忘的是，先生給我們研究生們發(fā)放實驗室補助也是出手最大方的。我記得還沒進實驗室，先生就給我發(fā)放實驗補貼，這點錢現(xiàn)在看來不多，但對于當時普遍拮據(jù)的我們來說，猶如久旱逢甘霖。其實，先生當時的科研經費也并不寬裕，如前文所說，他曾擔心經費不足而想將我送到廈門大學去繼續(xù)做研究。

    先生嚴于律己，寬于待人，頗有古君子之風。對于學問要求，先生一點都不含糊。記得我剛開始做課題時，因參照美國西北大學一教授的實驗方法，怎么也做不出結果來。時間一天天過去了，實驗進展總是不如意。先生也有些著急，常常關注我的工作，幫助我分析問題，要求我別懈怠，多花精力解決問題。后來，我查找到一篇較偏僻的文獻，從西班牙一學者的工作中找到解題的“鑰匙”，很快做出預想的研究結果來，先生也很高興。記得那年寒假回家過春節(jié)，返校時正值春運高峰。1990年代春運對于許多人來說是個夢魘，春運期間老家縣城火車站不僅人滿為患，而且因是過路車，綠皮車廂里已經在沿途各站擠上大量旅客，超員超載非常嚴重。每到一站車門都打不開，根本無法正常上下車。許多著急外出打工的農民兄弟只能抄上家伙，砸開車窗爬進火車。我向先生匯報在家擠火車的窘況，先生聽后安慰我說，“安全第一，等能上火車了再來學校。”結果，那年春節(jié)后開學我足足晚到半個月。

1996年元旦，先生和研究生們年度聚餐。我雖離校兩年，仍特意從北京趕回天津，繼續(xù)“蹭”先生的聚會。

不知不覺地，與先生聊了整整一上午，先生仍無倦色。已過中午十二點，我想請先生一起外出吃飯，先生說天氣熱且行動不太方便，邀我在家里一起吃點。好久沒和先生同桌吃飯了。以前在校念書時，每逢畢業(yè)季、國慶、元旦等大時節(jié)，先生總是邀請我們研究生到他家聚會，由師母給我們改善伙食，聚會時的歡樂場景至今仍記憶猶新。今天，我想多陪先生一會，于是就厚著臉皮答應了。公寓樓不方便明火做飯，先生的女兒到食堂為我們買來一桌豐盛的飯菜。先生從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因我不喝酒，就以飲料當酒，與先生共進午餐。今天先生胃口頗好，喝了一罐啤酒，和我一樣，吃了一碗米飯、一個大雞腿、一個肉丸和一些蔬菜。飯后，我怕影響先生午休即告辭，先生仍像以前一樣開門送我到電梯口，依依作別，并讓我向我的夫人和孩子問好。

   離開先生家，我邁向南開園，去找?guī)熜滞醢廴淌诹奶?，看看我已經離開了20多年的那間實驗室，一切都還是那么熟悉。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1990年代先生在黃山

【后記】先生從微信上看到本文后，特意微信和電話感謝我，說我花了那么多時間寫作，并一再跟我說，“雖然在南開工作了五十年，但能力不夠，水平有限，成績甚微，不值一提?，F(xiàn)在年紀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望后輩精英，為南開的未來創(chuàng)造更大輝煌。”

【鳴謝】南開大學前校長龔克先生閱后，給我發(fā)來微信鼓勵并教正：“寫得好，受教了。最后一段‘師兄王伯全’會不會是‘王佰全’之誤？另，我父親并未從清華化學系畢業(yè)，而是提前肆業(yè)調到中宣部（當時為組建科學處從高校理科黨員中抽調了好幾人，如物理系何祚庥、生物系羅勁柏、化學系龔育之），那是在1952年院系調整前，之后清華理學院調入北大，周光召等就去北大了。”我已根據(jù)龔校長的指正，修訂文中筆誤和不嚴謹之處。

這就是我的南開先生們！

【備注】這是本人于2019年教師節(jié)前夕寫的一篇隨筆。隨后被教育部《中國研究生》雜志主編發(fā)掘，文章經編輯縮寫后發(fā)表在2019年第12期發(fā)表。今天在瀚林國際略有修改，全文刊發(fā)，一為致敬師者，二為希望讀者朋友也能像我一樣幸運，在求學、工作、生活時遇到真正師者，傳道授業(yè)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