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臣：從版權歷史文化中走來，看未來版權發展之趨勢

【編者按 千然】李建臣先生系著名的文化學者，著述頗豐。本文是他在“中國版權文化展”座談會上的發言，講述了國內外版權文化的發展簡史，對今日的版權規范及未來AI人工智能科技應用后的版權發展提出了深刻的思考。此發言在《中國版權》雜志2023年第2期刊出后，立刻引發版權界、科技界、文化界的極大關注。

【原創：李建臣】

展覽是再現鮮活歷史的重要方式。通過展覽闡釋中國版權歷史文化，直觀地向社會宣示和倡導尊重版權的觀念理念，非常重要和必要。

展覽若有價值，至少應做到兩點：一是實事求是，盡可能完整準確地還原歷史，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二是講清各歷史時期重大事件之間的關系和影響，理清歷史發展脈絡，不先入為主以偏概全。

在文明社會，每個人獨立表達自己思想觀點的權力，以及表達方式的獨特性、獨創性，都應得到法律保護。建立完善的版權保護制度，對鼓勵文化創新、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推動社會文明進步具有重大意義。

個人財產不可侵犯。盜竊他人財物、損害他人利益必須受到懲處。這是人類社會天經地義的價值訴求，即西塞羅所謂“適用于所有人并且是永恒不變的真正法律”——自然法的原則要求。誰有維護公平正義的責任義務？當然是政府。如何維護公平正義？當然應該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人類第一部法典《漢莫拉比法典》便有相關條文?？梢?，個人財產必須受到保護的理念，幾乎貫穿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

漢謨拉比及《漢謨拉比法典》

對思想文化創新成果的保護，除了涉及物質利益得失，還關涉精神層面，所以情況更復雜。

歷史上版權保護問題之提出，至少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市場經濟生態逐漸形成，市場經濟價值觀逐步確立，對商品交換規則的需求日益強烈。二是隨著近代印刷術問世和普及，文字作品廉價復制成為可能，新產業模式孕育出新“商機”。

一、國外版權發展溯源

歐洲早期版權保護，是通過政府授予特許出版權方式實現的，類似審批制。后來發現這種方式不行，既有失公允，又引發社會矛盾。政府憑什么把出版權只授予某些特定人？憑什么要保護因特權而產生的利益？特別是英國君主立憲制確立后，誕生了《權利法案》，全社會公民權利意識覺醒，不允許任何人凌駕于法律之上。于是議會很快通過了以保護一切公民合法權益為原則的法律——《為鼓勵創作而授予作者及購買者就其已經印刷成冊的圖書在一定時期之內享有權利的法》，于1709年頒布。因名稱太長，故以女王之名冠之，簡稱《安娜法令》。

《安娜法令》之誕生具有劃時代意義。

一是改變出版業生存發展游戲規則，以法律取代了以往的政府行政指令，突出了法律尊嚴、法大于天的無上地位；

二是取消了政府對某些人授予特許出版權的權力，在出版自由方面保障了一切公民都享有平等權利地位；

三是保護對象發生變化，從傳統的保護特許出版商權益，轉向保護作者與出版商共同權益，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文化創新源頭活力。

法國情況又有不同。經過數十年啟蒙運動思想洗禮，《人權宣言》于1789年大革命硝煙中誕生。此后，人權觀念便在法蘭西人的頭腦中牢牢扎下根?！度藱嘈浴氛Q生2年后，法國議會通過了《表演權法》，4年后又頒布了《作者權法》。在法國人眼中，應該保護的是作者而不是出版商，而且保護的不僅是財產權，更是精神權利，是人權。隨后誕生的《法國民法典》也是基于同樣理念。

英法兩國的作品保護制度雖各有千秋，但毫無疑問，它們都成為了撬動社會文明進步的杠桿。后世各國版權保護制度，則沿著英（copyright）、法（author's right）兩條不同軌道延續下來。

日本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翻譯copyright時，創造了一個詞“版權”。爾后，由于全面引進歐洲大陸法系，日本在1899年制定作品保護法時，又創造了一個法律詞語“著作權”。該詞在內涵上突出了“作者權”之實，而未冠“作者權”之名。

二、中國版權發展簡史

比照東西方思想文化史，中國對傳播思想文化成果的理解，與歐洲迥然不同。

抄書是中華文化一道獨特的亮麗風景，不僅作為一種社會職業存在數千年，而且為社會所推崇。抄者大致分兩類，一是給官署謄抄各種公文，屬參公管理事業編，掙工資；二是自由職業，為社會服務，拿傭金，被稱為“傭書”。當然也有身在體制內、下班后掙外快貼補家用的傭書者。許多出身貧困的讀書人，都經歷過以抄書為生計的艱苦歲月，并通過常年為人抄書，得以博覽群書，后來成為大學者，進入上流社會。如春秋戰國縱橫家蘇秦、張儀，東漢名士班超、王溥、闞澤等都曾是傭書人?！奥尻柤堎F”說的是西晉文學家左思寫《三都賦》，因寫得太好，致滿城傳抄。南梁皇子蕭統編《昭明文選》30卷，聘請大量文人抄錄多年。明修《永樂大典》3.7億字，雇用抄寫者2000多人；清修《四庫全書》8億字，雇用抄寫者3800多人。直至數十年前，孔乙己之儕尚以抄書為業。

不同時代，書寫載體固不相同。而抄書業走向興盛，毫無疑問是在紙張普及之后。自東漢蔡倫始，中國造紙術日益成熟。公元403年桓玄在位期間，詔令一律以紙張替代簡牘?！肮艧o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惫蕰x后抄書業日益發達。隋唐時雕版印刷出現，至宋代廣泛應用，但對抄書業影響不大。

為什么在中華文化中，抄書現象存在數千年卻很少聽到“侵權”“維權”之聲？大概有這樣幾個原因：

一是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文化知識一般只掌握在少數社會精英手中，往往與統治階層、上流社會等“勞心者”具有相關性，因而與文化知識相關的人和事，便具有了高貴神圣色彩，令人尊敬景仰?？滓壹罕阏J為，讀書人竊書不算偷。

二是書籍承載教化功能。在大一統的文化生態下，書中思想內容大多按照統治者要求，傳播“高大上”價值觀，不僅莊嚴肅穆敘事宏大，而且鼓勵傳播，希望某種觀念廣泛深入人心。

三是在傳統社會道德體系中，文人多以儒雅、有節操自居，安貧樂道恥于言利。用莊子的話說，可以貧困但不潦倒。經商乃不入流之事，有辱斯文有失身份，不像西方尊重經商與財富。故主流價值觀主張文以載道，而不是追逐銅臭。

四是許多知識分子為實現政治目的，或冀青史留名流芳千古，希望自己的思想成果能夠通過各種渠道得到廣泛傳播，所以出現許多人把作品刻在石崖、寫在墻壁等公共場所的現象。

五是相對于購買力十分有限的書籍市場而言，印書是一個高知識含量、高投入的行當。雕版印刷不同于古登堡印刷，盜印書籍并不廉價，靠盜版賺錢難度很大。

六是中國古代戰事頻仍，有文獻記載的戰爭發生過上萬次。在間歇的“穩定”社會中，極少有人為蕓蕓眾生的思想成果主張權利，也少有公平法治的理念和市場環境。

也有少數學者曾提及盜印問題，如宋代李覯、蘇軾、朱熹等。王偁還在《東都事略》目錄頁后標記：“眉山程舍人刊行。已申上司，不許復板?！钡?，他們焦慮的是作品內容在盜印本中出現錯漏，扭曲或損害了作品內容。如王維的《相思》只有20字：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勸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但流傳于世的版本則不下十余種?！凹t豆”“紅荳”“春來”“秋來”“勸君”“愿君”“贈君”“贈公”“多采擷”“多采摘”“多采擇”“休采擷”“勤采擷”“頻采摘”……光怪陸離不一而足。

梅花軒書法

況且，文人們有意見也沒用。政府或許因某種特殊原因，偶爾為某個案出手，但數千年中，沒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完善的、針對所有著作權人的版權保護制度。因為從本質上說，版權保護是市場經濟產物，建立在法治文明基礎之上，體現的是一個民族的契約精神。

“版權”“著作權”概念傳入中國之初，曾引發不同理解。1898年光緒推行戊戌新政，重視新文化教育，開辦京師大學堂，設置管學大臣，既掌管京師大學堂，又管理全國教育。1901年12月，張百熙就任管學大臣。翻譯家嚴復得知后，第一時間上書張百熙《嚴幼陵觀察上管學大臣論版權書》，論述版權保護之必要。此是“版權”一詞首次在中國出現。隨后，上海文明書局創辦人廉泉也上書張百熙《廉部郎上管學大臣論版權事》，提議在國家層面建立版權保護制度。兩人雖字面上都在呼吁保護“版權”，但內涵不同。嚴復闡述的版權是作者權益，廉泉強調的是出版商權益。

1903年初，嚴復翻譯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著作《社會學研究》，完稿后交廉泉出版，取名《群學肄言》。簽過出版合同后，文明書局2月22日在《大公報》發消息稱，嚴先生此譯作交本局承印出售，“予以版權”，表明書局因作者授權而有版權。6月《群學肄言》出版，版權頁在嚴復的印花上另蓋有文明書局印章，并注明“版權所有”，表明此書版權為作者與出版商共有。

不料數月后，嚴復與廉泉鬧掰了。雙方不得不重新商定：前期已貼印花的4000冊書，版權仍為雙方共有，由文明書局銷售；尚未貼印花的2000冊書，嚴復收回版權，自行銷售。為區分后2000冊書與前4000冊版權不同，避免產生糾紛，嚴復在后2000冊書版權頁上只貼了自己的印花，并改“版權所有”為“著作權所有”。故此，嚴復成為中國主張著作權第一人。

中國主張著作權第一人：翻譯家嚴復先生

數年后，清政府起草作品保護法，借鑒了《日本著作權法》和《德國著作權法》，并于1910年頒布了《大清著作權律》。

對《大清著作權律》可以從兩方面看。一是由于借鑒日本德國，故其思想內容客觀上選擇了來自歐洲大陸的作者權保護制度。二是對于晚清而言，最迫在眉睫需要面對的根本問題，是國體政體問題。從滿清1908年8月27日頒布《欽定憲法大綱》看，清王朝沒有一丁點放棄封建專制家天下的意思。政治體制不改變，市場經濟不具備，在當時國情下，拋出一個《大清著作權律》，幾乎沒有什么實際意義。而且“律”與“法”有本質差別?！胺ā币笕巳俗袷責o一例外；“律”是我制定、你遵守，你不遵守我就收拾你。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此前只有律沒有法。實際上《大清著作權律》之制定，不過是清廷被現代文明拖著走、裝模作樣照貓畫虎擺個“改革”Pose。遺憾的是，姿態還沒擺好，就滅亡了。

中華民國建立后，一時還騰不出手來研究著作權問題，便宣告對《大清著作權律》“暫行援用”。4年后袁世凱執政時，北洋政府在《大清著作權律》基礎上，修訂頒布了中華民國《著作權法》。1928年南京政府對《著作權法》再次修訂頒行。民國政府執政理念雖號稱借鑒美國，但對《著作權法》兩次修訂，核心思想均與《大清著作權律》變化不大，都主張同時保護作者財產權益與精神權利。

改革開放后，我國開始起草《版權法》。1990年頒布時，名稱改為《著作權法》。但第51條特做說明：“本法所稱著作權與版權系同義語?！?992年我國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和《伯爾尼公約》，開始融入國際版權保護大家庭。2001年我國加入WTO時，修訂了《著作權法》并再次重申：“本法所稱著作權即版權?！憋@然，這種特別聲明，更暗示著“著作權”與“版權”本來是兩回事，這里做了調和。

三、關于數字文明時代版權的深度思考

工業文明時代，人類生活在現實世界。作品之形成，也多是精神創造與物質生產相結合的產物。因而版權保護摸得著看得見，得心應手。

進入數字文明時代，越來越多的思想文化成果失去物質載體依托，只存在于數字空間或虛擬世界，給傳統版權保護制度提出新問題。特別是當元宇宙日漸清晰、人工智能登上歷史舞臺，情況將很快發生質的變化。

如果說初級人工智能作為人類助手和外腦，在輔助人的思考判斷、推動文化創造方面可以提供強有力幫助，如做詩、繪畫、譜曲、演奏、寫文章、解讀視頻、解答難題等，那么，隨著人工智能迭代和進化速度不斷加快，特別是在量子計算機面世后，或可在極短時間內完成自身思考能力的指數級增長，且沒有盡頭。

人類數百萬年進化成果，人工智能瞬間便一騎絕塵。人類知識的總和，將僅僅成為人工智能的起點。假如人工智能始終沒有產生自主意識，那么在未來世界，人類的命運可能僅僅被邊緣化，成為世界的配角；如果人工智能形成了自主意識，在情感、欲望、尊嚴等方面有追求，成為了“新人類”，那么人類的未來不堪設想。因為“新人類”不僅智力超人類千萬倍，而且可以實現群體信息的無限聯通，即他/她/它可以集全球全人類的智能于一身。跟以往“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不同，人類這次親手為自己樹立的新對手，或將給人類帶來無法確定的未來。人類為促進自身發展而種下龍種，收獲的卻難說是什么怪物。

20世紀初，當硅作為半導體材料剛剛走進人們視野，天才科學家斯坦利·維斯鮑姆便敏銳預感到，未來世界的主人或是這位棱角分明、性格特異的硅。于是他1934年發表了科幻作品《火星奧德賽》，預言了強大的硅基生命。而絕大多數頂級科學家后來雖也意識到了硅的價值，甚至建成了硅谷，卻沒能充分看透它的顛覆能力。

80多年后，人們驀然發現，硅基生命不但悄然來到身邊，而且還是自己親手打造。以“天地精華、萬物靈長”自封的碳基生命，可能僅僅是引爆硅基生命的一根引線。在40多億年的地球演化史中，碳基生命進化的數百萬年真的只是一瞬。更長遠的未來或許屬于硅基生命。

正因如此，前不久數以千計的科學家聯名提出，應對人工智能的開發設置界限，否則等待人類的將是災難。驚世駭俗的ChatGPT不過是冰山一角。

這里暫且拋開“新人類”是否將使人類文明走向異化不談，只從版權保護角度觀照。“新人類”輔助人類創造的思想文化成果是否應該得到保護？應該從哪個角度保護？應該保護到什么程度？“新人類”自主創造的思想文化成果，是否也應該得到保護？保護對象是“新人類”所有者？開發者？使用者？操作者？還是“新人類”本身？抑或是為“新人類”單獨設立一套版權保護制度？……

要回答這些問題，可能需要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人類設立版權保護制度的初衷。版權保護的本質、意義、目的、原則究竟是什么？人類與“新人類”究竟應該建立怎樣的相互關系？可見，面對數字文明新形態，版權保護面臨的新課題新挑戰才剛剛開始，需要我們不斷研究和解決。

修訂于2023.5.3于北京

【作者簡介 李建臣先生】

李建臣先生、著名文化學者，清華大學畢業。博士，編審。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科普作協會員、榮譽理事。

代表作：

散文：《故鄉的河》《依稀荷塘》《漫步康橋》《鵝湖遺響》等;

科普作品：《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狹義相對論的誕生》《時空的彎曲與消長——廣義相對論的建立》等；

講座：《水上漂來的北京城》《運河文化拾貝》《傳統文化源流》《文明史系列》《版權文化發展一瞥》等。

編輯：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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